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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华语电影争论的观察

华语影坛 时间:2018-12-22 浏览:
一 学术争论:书写与遮蔽 2014年开始,《当代电影》等刊物连续发表文章,讨论“华语电影”及相关海外学术概念翻译进入中文话语体系后对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笔者一时没参加,主要原因是这两年致力编辑英文版《中国现代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

  学术争论:书写与遮蔽

  2014年开始,《当代电影》等刊物连续发表文章,讨论“华语电影”及相关海外学术概念翻译进入中文话语体系后对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笔者一时没参加,主要原因是这两年致力编辑英文版《中国现代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并完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中文项目的写作{1}。2015年6月在复旦大学参加一个中英双语的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国际会议,笔者才听说在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华语电影”的争论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继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和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之后,北京和上海的学者陆续介入。当时在上海应邀参加刚加盟华东师范大学的吕新雨主持的独立纪录片《书记》(周浩导演,2009)放映会和海外嘉宾讨论单元,但事先却没收到会议结束当晚吕新雨特意组织的“华语电影”讨论单元的通知,笔者因按原计划匆匆赶去南京演讲,错失了当晚包括海内外十位教授发言的三个多小时的辩论{2}。2015年寒假期间阅读近年来有关“华语电影”的争论文章,发现笔者几次被点名,所以还是拨冗写这篇文章,以阐述自己的观察

  正如笔者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多年来的三次争论的分析所示,并非所有的争论都导致学术范式的变迁,但通过争论我们可望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敏感话题的呈现和其后学术机制的运作或转型{3}。目前的“华语电影”争论明显标示了中国大陆学术机制正在转型,但其间的电影研究范式的变迁尚未成形。其原因之一,正如笔者在复旦会议的结束单元所言,如今海内外学术“交流”频繁,但经常是形式大于内容,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不多。这里笔者同意龚浩敏对复旦会议之后“华语电影”讨论单元的观察:“由于各种原因,辩者在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似乎未能有真正的『交手』。”{4}

  其实,学术争论也是一种书写。我们不妨重温此次争论的参与者吕新雨在2008年的《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一书的《后记》中的思考:“书写既是一个敞开同时也是遮蔽的过程。然而,书写又永远负担这一个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书写本身的怀疑与反思,正是书写的动力。”{5}按此思路,我们可以追问:是什么使得“华语电影”的争论至今多有“交流”而少有“对话”?什么是这次争论“敞开”的问题?什么又是争论中“被遮蔽的存在”?如何通过参与或观察这次争论,同时做到“怀疑与反思”争论内外的话语和书写,以求探索学术研究发展的新动力?

  二 争论话题:重写电影史与重建主体性

  这次争论的起点是2014年鲁晓鹏刊发在《当代电影》上有关“华语电影”的一个访谈录{6}。鲁晓鹏在2008年与那时尚在暨南大学、如今加盟深圳大学的李凤亮的访谈录中早已敞开“跨国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可当年并没有引起中国大陆学界的争论{7}。引起这次争论的关键词应该是鲁晓鹏访谈录标题中“重写电影史”的说法,即在“跨国华语电影”的理论框架内反思中国电影史。鲁晓鹏并不专注电影史研究,所以没能预料到中国大陆部分学者的激烈批评。2014年,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培养的电影史博士,李道新以其史学训练的严谨风格阅读鲁晓鹏的中文著作,敏锐地察觉到“华语电影”对中国大陆学者带来的挑战,并断定其“不可以作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的主要思路或重写中国电影史的主导路径”{8}。李道新开宗明义,确定“中国本土”与海外学术的地缘差异,可惜他没有分析学术差异本身,而将地缘差异视为抵制对象,并具体落实到海外的华人电影学者身上。

  举例说明,李道新意识到,“通过跟鲁晓鹏、张英进、张真等海外优秀的华人学者以及海外中国电影史研究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在重建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电影史,是每一位中国电影学者不可推卸的专业职责和学术使命”{9}。但是这一表述遮蔽的是部分中国大陆学者对海外学界有意或无意的片面认识。海外的中国电影史或华语电影史研究并非华人学者独领风骚,为何在设计“沟通、交流和对话”时只针对华人学者?而点名的又只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不包括其他华语地区(香港、台湾)背景的学者,如周蕾、叶月瑜、傅葆石?按逻辑推断,点名非华人学者——如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裴开瑞(Chris Berry),他们皆为美国培养的博士,分别在美国、英国任教,属于第一批进入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领军人物,部分论述已有中文版——不是更能突出李道新要批评的“美国中心主义”吗{10}?在批评海外研究的时候将非华人学者排除在“专业职责和学术使命”之外,这里是否遮蔽了部分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典型的白人权威的一种默认?

  就学术议题而言,李道新的文章所焦虑的是“跨国华语电影”理论对传统或正统的中国“民族电影”范式的挑战,所以他提出,为了“保有民族电影的自我意识和整体历史,就必须把被颠覆的『中国』与『中国性』再一次颠覆过来,重建一种中国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写中国电影史”{11}。中国主体性的建立必须假想一个“他者”作为否定目标,所以李道新将鲁晓鹏视为“美国中心主义”的代表,并由此警告国人:“美国中心主义,正在将海内外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引向一个无差别、趋同性的史论平台,并试图以此整合中国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和中国电影史写作,在重写中国电影史的过程中构建一个跨国(亦即美国)主体性。”{12}可是这类似阴谋论的假想,既不符合海外跨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研究中解构美国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新电影史”走向,也不符合海外华语电影研究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一贯的跨学科多元特征,所以不值得在这里具体反驳{13}。

  在双方其后于北京大学的“跨国华语电影”文艺沙龙上的相互回应中,鲁晓鹏澄清在海外用英文发表论述并不证明这位学者就认同所谓的“美国中心主义”,因为华人学者在海外并不占据学术中心位置,而他们在中国大陆因为翻译、审查的限制更谈不上处于学术中心。对于李道新所不满的有关“中国性”(Chineseness)“崩溃”的表述,鲁晓鹏解释早年他在文章中将“fracture”一词翻译成“崩溃”并不准确,更确切的意思应该是“断裂”{14}。笔者一向认为,“中国性”正因其持续的断裂而产生不断重构的需要,这一线索从二十世纪20年代的“复兴国片”和30年代的“新兴电影”或“左翼电影”,到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和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者电影”,我们都不难看出多元中国性在历史中的表述,因此质疑与重建“中国性”才成为电影界和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工程{15},对多元中国性的断裂和重建的思考也就不能简单地等同“西方中心主义”。由于西方的艺术和理论深深植入当代中国的话语系统,虽然李道新坦然承认,包括他自己之内,“中国学者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同样盛行”;且进一步指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电影史都是主体的建构”,但是他仍然强调在当今学术界中“还是有『洋务派』和『本土派』的区分”{16}。